“女拳”话语与作为潜文本的义和团神话

【编者按】本号上篇文章存在一些派生问题，作者由此敷衍成篇。关于清末义和团抵抗运动（时称“义和拳”，又被统治阶层蔑称为“拳变”、“拳乱”或“拳匪”）的神话演绎，作为“前置文本”，不仅存在于港产功夫片及其背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中，也存在于中国当代性别问题的场域里。例如，美国学者柯文在《历史三调》中特别梳理了在1960年代，“红灯照”（义和团的女性组织）被正面书写为“中国女权运动先驱”的历史。无独有偶，在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现场中，义和团的幽灵依然没有离开性别议题——甚至以一种看似不严肃的“玩梗”，服务于某种严肃的政治企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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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开口就知道是老拳师了”、“女拳出击”、“打拳警告”……

“女拳”是如今最常见的负面话语（类似词语还有文末将提及的“田园女权”），用来对“女权-平权”相关言行进行讽刺、解构。本文无意直接处理“女拳”符号的所指，它囊括着从自我附属化的消费主义话语，到真正激进的女性解放实践，以及二者之间的无数行动和言说；具体情况则随其使用者所焦虑和嫉恨的对象而论。本文所要分析的是，“女拳”这个“能指”所蕴含的“意识形态潜文本”是什么，以及这种潜文本对这个词语的政治倾向与政治潜力的规约。

早期TVB电视剧中女性拳师的正面形象

一、词汇来源探究

2011年3月，TVB制作首播电视剧《女拳》，制作方介绍称“本片讲述了黄飞鸿第四任妻子莫桂兰的故事。莫桂兰，一代宗师黄飞鸿之妻，一介女流如何在龙蛇混杂的地方立足，最后闯出名堂，以毕生之力，发扬黄飞鸿的侠义精神。”2012年8月14日伦敦奥运会期间，《东方早报》一篇题为《女拳入奥难改边缘化现状》将“女拳”仅仅作为“女子拳击”的简称。以笔者所见，最早的“女拳”话语，恰恰首先是由认可女权主义的人，从正面使用的。乃至到2015年，有自媒体开始以此命名。

“‘女拳’是囊括了脱口秀、时评文章、辩论赛在内的多元文化产品，其核心产品是由 PGC( 专业视频生产团队) 打造的‘知识类女性网络脱口秀’，由作家陈岚担纲主持，通过女性视角品评社会文化，以期形成思想上的碰撞与搏击。作为‘女拳’推广的主阵地———微信公众号‘女拳’( nvquanshow) 是各类内容的实际载体”。
“从内容来看，虽然“女拳”并非“女权”，但通过视频节目表达男女平等及女性对男性的独立审视与认知，是其基本思想。”
——（《微信公众号“女拳”传播效果分析》，传媒与教育 2015年2月）

我们无法确知，这一文化产品为何要命名为“女拳”，但从上引“‘女拳’并非‘女权’”一语看，账号主体似乎有借谐音表示其话题并不只限于狭义的“女权主义”，而试图以女性视角涉及更广泛领域之意。而作为“show”，以及“专业视频生产团队”的造物，“拳”字的选用又显然有视觉效果的考虑——是图像化的而非历史语境化的，更多意在凸显动态感和力量感，隐隐指涉该话语之前所指的“女性武术”或“女子拳击”。该公众号已于2015年7月改名为“女拳文化”，运行主体变更为该年6月成立的“女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”。至于该号多数文章是否符合（乃至拓宽了）“女性主义”，读者自有评断，本文不拟涉及。

在新浪微博进行检索，可找到最早试图区分“女权”和“女拳”，并在负面意义上使用“女拳”的微博，是在2015年6月30日02点51分发布的。此后，以每隔一个月的密度继续检索，出现条目也随着时间不断增加，搜索页面首页上对该词汇的负面用法也越来越多。在2015年，使用者大多数还在试图将“女拳”与“女权”相区别，前者被认为具有“极端”、“攻击性”和“民粹”色彩，似乎主张不加区分地敌视和攻击男性。这时，“拳”这个字眼除了“拳术”外，更开始以某种历史涵义的阴影，渐渐笼罩在对“女拳”话语的负面使用上了——“拳乱”、“拳变”、“拳匪”、“义和拳”——要知道，西洋人正是以“boxers”来记载那场运动中的抵抗者。

    笔者所见最早区别“女权”和“女拳”的新浪微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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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后代人对义和团神话的书写

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《历史三调：作为事件、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》中，引用大量直接谈及“义和团”的材料，对“义和团”神话的变形进行了深入研究。他指出，在五四运动以来，接受“现代性”的“进步”话语的中国精英们，多数时候是试图将义和团作为“教训”来理解的；哪怕是自觉的民族主义者们，也对其“迷信落后、愚昧无知、盲目排外”而叹息，甚至更激进的共产主义者，在1960年代以前也是如此：“五卅运动（1925年）期间，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复杂性，瞿秋白才在同一篇文章中，既称赞义和团抵抗帝国主义的大无畏精神，又谴责了他们的缺点：由于阶级意识不强，他们与敌人清王朝妥协了。此点符合这一时期共产党文论中对待义和团的一个普遍倾向：当讨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时，就称赞义和团；当讨论的问题与共产党后来所说的‘封建主义’有关时，就指斥义和团。”（中文典藏版272页）

柯文认为：“中国的精英（包括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）反大众文化的这种明显倾向（引者注：把义和团视为“暴民运动教训”），在新文化运动结束以后还持续了很长时间......在这个漫长的时期，当义和团因迷信落后愚昧无知和盲目排外而受到攻击时，他们是被当做更为普遍的大众文化的代表看待的。而不仅出于知识原因，而且出于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）社会原因，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内心里是鄙视大众文化的。”



柯文分析了中国作家王朔写于2004年的小说《千万别把我当人》，指出“义和团在20世纪末中国人意识中留存的一些极为矛盾的形象……在最普通的意识形态层面上，那部作品把义和团当作积极的力量....但是，更深一层来看作品中直接或间接与义和团有关的形象，都是深深铭刻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自我厌恶的形象.....他们包括不真实的作战技巧，对本民族进行自我羞辱的爱国主义，政府的迫害，以寻找替罪羊的方式解决严重的社会的问题的做法。”

而在唯一从整体上肯定“义和团”的时代（1960年代）中，我们几乎找不到当时出版的文献中，用“拳”字称呼该运动的记录（学术引注除外）。实际上，在之前有保留肯定义和团的民族主义者/早期共产主义者那里，也大都坚持用“团”而不是“拳”。这一方面是因为，“拳”字与当时各色反对者/镇压者编织的负面神话紧密相连；另一方面，“团”更能体现其“群众性”，而并非是少数习练技击术的特定人员。更加耐人寻味的一个资料，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：一些左翼华人反讽地用“拳（boxers）”给自己命名，摆明自身宁愿被污名化，也坚持抵抗第一世界主流文化的不妥协姿态，对来自右翼的污名照单全收，反而争取到了更多受压迫族裔的支持。

I Wor Kuen（中文名：义和拳）（英文缩写：IWK）是一个1969年在美国纽约唐人街成立的亚裔美国人的马克思主义激进派团体。义和拳的名称是为了纪念中国的义和团运动，思想理念上借鉴了青年贵族（由何塞 · 查 · 希门尼斯领导的民权组织。该组织的使命是为波多黎各、拉丁美洲和被殖民地的人民争取社区权力和自决）和黑豹党的意识形态，组织了几个社区活动及报刊推动亚裔美国人自决。最初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组成，通过联合纽约唐人街居民以处理社区的医疗改革、反战及儿童照顾等需求而活跃起来。该组织扩展到全国，以在1972年与旧金山红卫兵创建了一个民族机构。

《I Wor Kuen——美国华裔激进组织演变片段》https://www.douban.com/group/topic/184621164/?dt_dapp=1&dt_platform=wechat_friends

经历过1980年代的所谓“拨乱反正”，对义和团与“红灯照”的书写也逐步回归解放前知识精英主导的负面论调。如今在搜索引擎检索“红灯照”，会看到诸如《土娼变仙姑，香灰抵万金：清末“红灯照”闹剧》、《黄莲教圣母下场有多惨》等猎奇、嘲谑的文贴比比皆是。

当我们将“拳”与“极端又迷信的乌合之众”想象联系在一起时，未必需要直接引述关于“拳乱”的负面神话，甚至不需要使用者知晓相关历史知识，作为反面神话的义和团，也已经以成为所有相关言说共同关联的“潜文本”了。这取决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脉络中，绝大多数时段居于优势地位的“启蒙神话”与“进步神话”，所造就的“无意识结构”。因此可以认为，在负面意义上应用“女拳”一词，并将其与完美的“真女权”对立起来的做法，和将“义和拳”与健全的“民族主义”或“反帝斗争”对立起来一样——这里真切显露的正是自居精英，以为掌握某种先验的理想型抗争范式，从而在大众的盲目和粗暴面前居高临下的态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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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当代女性的集体反抗被“拳匪”叙事装置所捕获

实际上，也并非所有负面使用“女拳”话语的人，都对上述情形没有自觉。以“女拳 义和团”为关键词在微博进行搜索，仍可以得到少量结果。较早的包括2016年8月11日用户“谈笑verr”提到的：“田园女权改称女拳吧，义和团二线”；这与“女拳”话语被负面使用的总体频率相比，确实是非常少见了。因此，2017年10月30日见于网易、署名“马小盐”的《女权主义，还是义和团式的女拳主义》一文就显得更加特殊了，它不仅挑明了关于“拳”的潜文本，还煞有介事地做出了成段论述：

“中国激进女权主义者，不但热衷于找敌人的游戏，还拥有《镜花缘》中‘两面国’国民才具有的神奇面貌：一旦涉及公权力与社会弊端，她们便鸵鸟一般温文尔雅的犬儒起来；一旦涉及私权力与个人言论，她们便激动的铁拳乱舞，瞬间便神灵附体一般拥有了WG女英雄批斗反革命分子的飒爽英姿。”

在这里，马小盐将“中国激进女权主义者”和“女拳”联系起来，并安放到义和团“红灯照”女战士-WG女英雄的形象谱系里（1960年代也确实构建了这个叙事谱系）。马小盐在这里坚持了一种典型的、活化石般的1980年代话语，即：简单颠倒1960年代的“革命英雄形象谱系”，通过引入1980年代复活的“义和团未能反封建，甚至本身代表封建”等主流精英话语，顺手将正面评价义和团抵抗的新中国前三十年，也指称为“前现代封建残余”，从而为古典自由主义底色的“新启蒙”扫清道路。将这个经典装置应用于“女拳”，罪名是“不尊重私权力”、“压制个人言论”、“不敢质疑公权力或社会弊端”等等常见的古典自由主义高帽。应该说，这种话术本身倒是很平顺的；或许也正是因为其平顺，才可能把别人无法自觉的思想史脉络说得十分清楚。今者观之，只有一处瑕疵：2017年至今的历史表明，当一些“女拳分子”开始对照精英们的要求，讨论保护私权、积极介入社会弊病、努力使自己成为“真正的现代女权”之时，古典自由主义精英却无暇为她们发放“文明卡”，而是忙于给民间父权“团练”和“官府”应对“拳乱”开出“现代化治理”药方。

父权文化眼中“义和团女战士-WG女英雄”的恐怖形象

1960年代及其后塑造的义和团女战士形象

（中国京剧院四团上演的京剧《红灯照》，1977年）

港台功夫片中用来衬托“沿海开化贤达”的红灯照配角形象

（《黄飞鸿之王者之风》，1993年）

本号上篇文章也提到黄飞鸿系列电影对“现代化”符号的错位拼贴

继续我们的考古，将会发现，问题就在这里：多数从负面使用“女拳”概念的人，是在2012年以来民间“再政治化”的主流意识形态氛围里，进行思考和言说的；他们已经“超克”了198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话语，不再把“女拳”的“弊端”理解成是“本土封建残余”，而是将其码放在了近几年中国民族主义者新的焦虑之中。

想分析这个新时代的焦虑，需要引入另一个伴随“女拳”同时出现的词汇——“中华田园女权”。乍一看，“中华田园”一词似乎把其“错误根源”指向了中国本土；但与其说“田园”是和“海外”相对立，不如说是和“都市”相对立（在实际应用中，上述两种理解都存在，而后者却越来越占上风），这组对立进一步点明了“中心-边缘”的优势差距。更进一步地，我们不仅要关注到“中心-边缘”两极的分离对立，还要注意到它们的彼此依赖纠缠——来自边缘的剩余劳作堆砌出文明的中心，来自中心的凝视灌输着边缘人形塑自身。“女拳”对“女权”十分吃力但仍显粗陋的模仿，以及如此不成功“模仿品”居然仍会给“示范品”招来无差别弹压，都证明了“中心-边缘”体系中的抵抗者之间，也存在着上述差异-依赖的辩证法。由于这种规律的存在，右翼当中有头脑的分子提出了另一种“大彻大悟”的指控——位于女性主义思想行动中央的精深“女权”，和位于外周的粗浅“女拳”，其实同属于一个有机运动整体：

所谓的田园女权（中国式女权）与女权并没有根本的区别。从本质上说，田园女权（中国式女权）就是当前中国女权的基本面。用“一个班子，两块牌子”，“一个群体，两副面孔”来形容，应该是比较合适的。
——引自柯威廉William的《女拳简史2009-2019 》

1980年代的焦虑是“被开除球籍”，是自甘落后；2010年代的焦虑已经不是内生的“落后”了，变成了担心争霸途中被老牌霸主“犁庭扫穴”。因此民族主义者必须“入关！”，为此则务必将“制造国族内部纠纷”的因素统统驱逐，而“女拳”一词正中其下怀，又恰好是那些要“show”一下的，借女权主义符号推进消费主义营销者，主动抛出来的“自供”，那怎么舍得不用呢？唯独有一点值得感喟：这种污名化，恰恰依赖着1980年代“新启蒙”话语对“义和拳”神话的塑造，但它已然被今天的民族主义者抛忘脑后，未能得到追认嘉奖。尽管从历史事实看，1920年代的启蒙话语和1980年代的“新启蒙”话语都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“去民族主义-世界公民化”（恰恰相反，正与当时的民族主义塑造或民族主义范式转型若合符契），但“中国人”毕竟已经足够“进步”和“富强”了。因此，“女拳”一词的潜文本脉络也就难免被压抑或“忘记”了。

通过以上对“女拳”话语的知识考古学勾勒，我们可以总结：“女拳”从起初正面的视觉化，走向了今天负面的文本化；从唤起消费者的感官愉悦，迈向了挑逗民族主义的集体无意识。而绝大多数从负面使用“女拳”的人，却忘记了此“拳”从何而来，更没有能力去想象此“拳”会去往何方。